■李辉

　　“媒体要总结正面典型，也要立一些反面典型。”在3月24日举行的广东省东莞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，市委书记刘志庚称，一些企业污染比较重、社会治安差的镇村是不科学发展的典型，媒体也要报道。（3月25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　　笔者在新浪网看到“东莞市委书记要求媒体树立反面典型乡镇”这一标题时，委实吃了一惊，于是急忙点击，细读新闻。从新闻引述的市委书记刘志庚的话语来看，这个标题基本没有曲解他的原意。至此，笔者很是不解：难道“反面典型”，居然能够是按照“要求”“树立”起来的？
　　这就涉及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：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个单位是否属于“反面典型”，由谁来定？此时市委书记刘志庚“要求”媒体“树立”，他的这一“决定权”又从何而来呢？其实，我们想一想就不难明白，手中的“既有权力”没有被很好的约束在一个固定框架内时，权力就会扩张，权力就会“自封”一些“派生权力”。决定“反面典型”之权，就是典型的“派生权力”。
　　有无“反面典型”的产生，决定性因素在于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个单位是否具有某种特质。如果说其行为足够“反面”，其形象十分“典型”，那么其自然就是“反面典型”。从其“诞生机制”来说，先有其人其事其形象，后有评价，然后还得有个“验证程序”，即能够“流芳”（不一定要流芳千古）的就是“正面典型”，结局“遗臭”（不一定要遗臭万年）的就是“反面典型”。
　　“东莞市委书记要求媒体树立反面典型乡镇”恰恰违背了其“诞生机制”———“要求”媒体“树立”，是先有主观意识，然后再去套取其人其事其形象；而且，“验证程序”又何在？要知道，对其人其事其形象的评价，对是否够格当典型的“验证程序”，其主体是广大群众，而绝不应该是某些官员的手中权力。
　　权力想树立“反面典型”就可以树立“反面典型”？权力说谁是“反面典型”谁就是“反面典型”？这种思维太可怕。仅仅在今年，仅仅在这个月，先有“长春市公安局抓警纪作风反面典型定指标”，后有“东莞市委书记要求媒体树立反面典型乡镇”，不知道这些权力狂妄症事例，会不会在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，被老百姓认定为权力肆无忌惮的“反面典型”。